1951年11月，李克才冒着生命危险检举揭发了时任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的贪污大案。不少人考虑到张、刘二人是抗日英雄的身份，纷纷向毛主席请求从轻发落。毛主席态度坚定强硬地说道：
“正是因为他们官位大、功劳大，社会影响大，才更要处置他们，否则怎么去挽救千千万万个像他们这样误入迷途的人。”
张、刘二人被判处死刑，即日枪毙。这就是震惊一时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中的一件典型案件。
1950年，越南领袖胡志明来东北访问，毛主席从苏联回国后便前来东北与胡志明会谈，借机考察一下东北地区，为了尽地主之谊，毛主席便特意嘱咐哈尔滨政府准备一下当地特色宴席，来招待胡志明，主席还特意强调：注重东北特色就好，不要过于奢侈，杜绝铺张浪费。然而，哈尔滨当地政府却仍然准备了一场豪华酒宴，满桌都是山珍海味，甚至连熊掌、榛鸡都在其中。但碍于外宾在场，毛主席虽然没有当场批评哈尔滨政府官员，但全程脸色都很难看，几乎都没怎么动筷子。
宴请结束后，他便亲自对哈尔滨市长进行了嘱咐，语重心长地再三强调，国家还处于一穷二白的阶段，要勤俭节约，不可铺张浪费，山珍海味更是吃不得。本来毛主席以为，哈尔滨政府只是特殊情况特殊对待，但随着视察的深入，毛主席敏锐地察觉到了异样。当主席到达沈阳时，虽然已经再三强调“准备便餐”，可是沈阳的宴席比哈尔滨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很多当地干部对熊掌等一些高贵食材都司空见惯了。
接下来的巡查，让毛主席更为大吃一惊，仅仅是在东北地区就出现了如此严重的不良风气，那么别的地方也一定存在类似的问题，为了肃清不正之风，主席连夜下令：
要彻查问题。根据主席的指示，中央随即组织并且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毛主席意识到奢靡腐败之风如果在党内盛行，其后果严重、不堪设想，为了将这样恶劣之风压制住，毛主席下令进行全国范围内的自查、互查。由于当时新中国刚刚建立，不能种下之根，要是长此以往，必然会影响到国家的发展，人民的幸福。毛主席的指示迅速下发到各级单位，从高级干部到基础乡镇组织都接到指示，各层开始做会议通知。党中央也随即开展了深入的调查工作，虽然只有短短一年的建国时间，但这次调查中，却查到了不少尸位素餐之辈。
建国后，昔日曾经浴血奋战的革命英雄，却在金钱、奉承还有利益面前，一步一步地偏离最初的路线，也开始通过个人的职位之便，假公济私，收人好处办事，徇私舞弊的行为之多令人叹指。毛主席这一举动，让全国上下的大小干部都捏了一把冷汗，他们还认为自身可以快活几年，殊不知这些不过脑子的野兽行为背后，都是一个个深渊地狱。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行为，上级组织内部将在职期间通过种种途径获利以及不正当手段，得到的不动产和资产金额进行折算，贪污金额在1亿元以上的，被称为“大老虎”，贪污1000万元以上的是中小“老虎”的称呼一直沿用至今。
单单拿出华北地区上报党中央的案件，1950年“三反”行动开展后，共涉及了303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贪官污吏，而到了1951年，仅仅上半年，就有大大小小的干部，共531人被处罚。河北省更是在1951年9月份，短短一个月期间，被处罚的官员就达到了百余人。该行动开展以来，在毛主席的格外的重视和全国上下的一致支持下，达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全国县级以上机关中，无论职位高低，竟有10.8万人都曾贪污过千元以上的金额，人数之多令人瞠目结舌。但在此次的“三反”行动中，大多数人贪污金额都在千元以上、万元以下，加上他们的自我反思，认错态度良好，最终有四分之三的人免受处分，五分之一的官员受到了行政处分。
但在这些人中，不乏有一些大老虎，这也是此次行动效果非常明显的一方面，贪污万元以上的“大老虎”人数占到总人数的3.64%之多，这些人最终也难逃刑事处分，并受到了相应的惩罚。
通过这些简单的数据信息，我们不难想象出，在当时仅只是建国之初时，就有贪污金额巨大到足以被判处死刑之人，如果毛主席没有这样的钢铁般的强硬手段，那么这些附身在新生的中国大动脉上的“吸血虫”，不知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看到如此惊人的数字，即让人感叹此次行动的成果，又让人感到无比的痛心，也不禁感叹毛主席的果断和坚决。
正是有了毛主席的雷霆手段，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不正之风被及时肃清，违背党宗旨的行为被及时纠正，党的执政根基才能更牢固，新中国才能一步步强大起来。所以在“三反”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后，事情果真如毛主席所料，查出了很多贪腐案件。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是在“三反”运动的准备阶段就查出的一桩贪腐大案。时任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石家庄市委第一副书记刘青山，经人举报后，中央并迅速召集调查小组，进行调查。
调查组在调查中发现，二人曾多次贪腐过亿财款，还欺压百姓。当时在《人民日报》报道此事后，全国人民都表示难以置信，因为张子善和刘青山都是有名的抗战英雄，两人的名字在抗战时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张子善和刘青山都是河北人，也是早期员中的优秀干部，不仅积极开展党的工作，而且都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重重考验，为国家和党曾立下汗马功劳。刘青山出身寒门，自幼在富商家做雇工补贴家用，1931年他正式加入中国，跟随着部队出生人死。在战场上，刘青山总是身先士卒，格外英勇。
1941年，被提拔为县委书记的刘青山为了大城县百姓的幸福，不辞辛劳，日夜奔波，深受人民的爱戴。期间他被丧心病狂的抓捕，面对严刑拷打和高官厚禄的考验，刘青山不曾皱过一次眉头，始终一言不发，没有透露半点党的消息。而张子善也同样出身贫苦家庭，自幼丧父，母亲多病，全家都靠哥哥支撑着，张子善也非常争气，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师范学校。九一八事件爆发后，张子善和同学一起成为了抗日救国运动的一员，积极进行爱国演讲。
张子善每次演讲时都身心投入，很是感人肺腑，他也因此被反动派盯上，不幸入狱。在狱中，还是学生的张子善意志坚定，硬是扛下了许多酷刑。两人在建国前，都曾冲锋在前，上阵杀敌，也正因为他们曾经对国家的贡献，和对百姓的热爱，让民众们始终不能相信自身心中的“百姓官”、“父母官”居然已经成了无恶不作的贪官！
建国后，刘青山和张子善两人将革命理想和初心使命抛之脑后，为了一己私欲，狼狈为奸。曾经为民奔走的他们开始贪污粮款，克扣民工补贴，哄抬粮食价格，以求中饱私囊；还给民工发放已经发霉变质的粮食，导致数十名民工身亡。甚至多次偷盗中央拨付的防洪水利专项款，致使重大水利工程延期，质量不达标。
曾经一身正气的他们还是利用手中职权，以机关生产的名义骗取银行贷款，私自兴办运营工厂，将所有盈利装入自己口袋。不仅如此，他们还罔顾法律，暗中从事非法经营，在明知道马口铁等为国家紧缺物资的情况下，利用职权和奸商勾结，倒卖马口铁等国家物资，甚至还直接派人冒充，私自贩运木材。
截至案发时，张刘两人贪污侵占的国家财产高达155亿元，虽然是旧人民币，但换算成硬通货的话，这笔贪污数额在当时能买整整一吨黄金！如此巨额，轰动全国，张、刘案件也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的贪污大案。这些原本用来建设国家的重要款项被刘青山和张子善用来随意挥霍，刘青山在把公车占为己有后仍不觉得满足，斥巨资购买进口美国豪车供自己出行使用，两人在短短一年内就挥霍掉了旧人民币两亿元，除了贪财之外，张刘二人身上更严重的问题也随着案件的调查开始暴露出来。
早在1950年，中央在确定成立天津地委和天津专区，地委和专区机关设在天津市西南方向距天津六十多华里的杨柳青镇。由于天津专区地处九河下游，地势低洼，历史上多次发生洪涝灾害。1950年夏天的一场大雨，使全区大部分地区洪水成灾，工业生产遭受到了较大损失，刚刚获得翻身解放的广大群众，生活又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就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刘青山、张子善，上任后首先关心的不是人民群众的生活，不是积极组织生产自救，而是将主要精力用到了机关生产上。
当时，中央根据建国初期的经济发展形势，提出开展机关生产，完全是以救灾为出发点。目的是通过开展一些力所能及的机关生产活动，弥补财政上的不足，改善办公条件，稳定机关生活。作为地委书记和地区专员的刘青山、张子善，根据中央号召和上级指示，在本地区范围内组织并且开展机关生产，应该说是符合上述精神，但是，他们借机关生产的名义，贪污行贿，中饱私囊，挥霍浪费，就是既违背了中央精神，又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使机关生产变了“味”、改了“色”、走了“调”，直至陷入犯罪的泥潭不能自拔。
刘青山到任后，逢会必讲机关生产，不仅要求专区本级要大搞机关生产，还要求各县镇也要把机关生产当做大事抓紧抓好，只是各级机关对相应机构，要大见成效。在刘青山的鼓励下，有的县镇机关生产搞得“红红火火”一时间，机关生产成了个别县镇的中心工作，个别领导一门心思扑到机关生产上，拉关系，找财路，搜刮民膏，贪污腐化，但与人民群众的生计息息相关的救灾渡荒工作却冷冷清清，无人问津。而刘青山本人，则更是紧紧抓住机关生产不放，为自己的部署作出了“样子”。
在他担任天津地委书记的两年多时间里，始终没有扎下身子，扎扎实实地抓全面工作，从上任到被捕，大部分时间都借口身体不好，在天津治病疗养。这样，一方面他可以尽情地享受都市的所谓豪华生活，用本属于国家和人民的金钱，吃喝玩乐。另一方面，他可以排除“干扰”，专心致志地搞他的机关生产。看着机关生产的“效益”一天天地好起来，想想就在身边，触手可摸的舒适生活，刘青山心里美滋滋的：“机关生产搞好了，开支什么的就方便。”通过大搞机关生产，他们手里的“活”钱多了起来，享受的档次也慢慢变得高。
刘青山虽然在杨柳镇没呆多长时间，曾生活在这里的时候，都是单独起小灶，专门为他一个人做菜做饭；他在天津居住的地方，马厂道十八号院是天津解放前的一个高级住宅区，人称“刘公馆”。
他在启程去天津时，也将地委机关唯一的一台美式旧吉普车带走了，不久又动用3.6亿元资产，从香港购进两辆高级轿车，其中一辆成了他的专车，他经常出入高级酒楼、歌馆。他挥金如土，挥霍无度，不仅自己奢侈浪费，而且还经常将大把大把的钞票当人情赠送。张子善在生活腐化方面，丝毫也不比刘青山逊色。
并且刘青山、张子善在位时简直将天津地区搞成了一个“独立王国”，违法乱纪，随心所欲。他们对党内民主一贯采取极端反对的态度，把党委制变为家长制，重大问题不拿到党委会讨论，擅自做主，独断专行，取消民主，唯我独尊。
他们的种种倒行逆施，自然会遭到一些忠诚的员和正直的政府工作人员的指责和反对，于是这些人就成为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必除之而后快，采取了对付敌对分子的手段来对待人民干部。张子善极力宣扬在天津地区，党内只能有“一个领袖”，“一个头”，有人写信向河北省投诉张子善，不但控诉书被他们扣押，连河北省委组织部都会查询这一控诉的信件。
查到举报人后也被他们蛮横扣押，而凡是和他们气味相投、共同作弊的分子，则大肆拉拢，这就是刘青山、张子善的组织原则——逆吾者亡，欺上压下，独断专行，结党营私，狼狈为奸，如此恶行，罪不可恕。
直到李克才到天津担任专署副专员，才得以将两人的罪行检举揭发，刚上任的李克才发现刘青山和张子善两人把天津地区搞得乌烟瘴气，就非常生气，但由于当时天津市归河北省管理，于是，李克才便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将两人的罪行偷偷上报给了河北省的某位领导，试图通过向上级部门反映将两人的罪行公布于众。然而让李克才没想到的是，他刚举报没两天，张子善就送来了两百万当作贺礼，当时李克才的妻子才刚刚生产。
这让李克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猜测刘青山和张子善两人应当早就用金钱和各种手段，将一部分高级领导也给腐蚀掉了，两人看李克才没有被收买，就想设法地要把李克才给挤兑走。可是不等两人有所行动，刘青山接到调令，次年，李克才抓住中央举办三反运动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将刘青山和张子善的事情成功检举告发。
而华北局方面得到消息很快做出抓捕的决定，将二人抓捕归案后，经过调查后并做出判决，将刘青山处以死刑，张子善处以死缓。但收到这样的判决消息后毛主席在冥思半晌后，下令改判二人死刑，并立即执行。回看刘、张的一生，足够令人唏嘘。
虽然刘、张的死给党内干部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保证了此后国内长达三十年的廉洁。在党风变得清明后，人民也对更加心悦诚服。然而三反运动并不是反腐结束，而是开端。在此后的数十年里，我党从来就没动摇过为人民服务的决心，也没有停止过反腐的脚步。毛主席指挥的这场反贪运动也警醒着未来的党员，要时刻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不可做出危害国家、人民的事情，否则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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